昨晚依然是凌晨两点多才睡，并且竟然忘了自己做了什么熬到那么晚。
今天依然是睡到9点左右起床。早餐是芒果和剩下的几颗、放了很久的袋装五香花生混搭。为了不把渣掉在桌子和地板上，然后打扫，现在早饭和水果都站在水槽边吃了。摆盘拍照什么的仪式太花精力了，劳动人民当久了，就会慢慢变成实用主义者。
吃了早饭去逛菜市场。买了排骨、肉丝、肉片、肉末、牛腱子、土豆、红苕、茄子、番茄、樱桃（我以一己之力抵制“车厘子”这个毫无美感的译名，车、厘，这么坚硬和没意义的字是谁选的？）、大葱、大蒜、玉米、卤料包。心满意足。
在去菜市场之前，先逛了楼下的蔬果超市，如果这里有牛腱子我可能就不去菜市场了。去了菜市场，发现超市的精排竟然比菜市场每斤贵了7块钱（超市36，菜市29）！
然而在菜市场买肉的压力真的很大。
卖肉的区域大概7、8个摊位排成一排，我一走过去就响起一片“幺妹儿吃点啥子……”这些肉摊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有一家能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比方说，有的排骨好，五花肉不行，有的肉末看着安逸，又没有好排骨。我这种一次采购多个种类的人，常常需要在不同的摊位买。麻烦就在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在A家买了排骨，马上到旁边B家买肘子，因为明明A家也有，只是我自己看不上啊！所以有时候只好跑到比较远的Z家买，或者干脆不买了，或者就不太满意地将就在A家买了。有时候哪家的都没看上，走了一圈看了一遍，离开卖肉区就感觉7、8双白眼在背后翻我。所以说，在菜市场买肉压力真的好大。
今天也体验了以上的压力，然后稍微发散想了想这背后的有意思之处。
最主要的结论是，实践中没有什么纯粹的商业逻辑，商业逻辑其实是嵌套在文化逻辑中的。比如我不敢在A的旁边B家买A家也有卖的肘子，是我所处的文化所“要求”的“不要当面打人脸”的道德规范在发挥作用。而我逛了一圈什么也不买感到大家在背后戳我脊梁骨，则是文化中对挑剔矫情、只看不买的人，或者穷人、抠门的人（有些商家也可能会认为我嫌贵不买）的鄙视（不是说商家真的会鄙视我，而是我身处这样的文化中会感受或自然而然想象出这种被鄙视）。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我家楼下有两个菜店，一个蔬果超市。我平时常买菜的是其中一家菜店，因为就在小区大门口，渐渐变得比较熟了。有时也去一、两百米外的蔬果超市或菜市场。如果哪一天我在超市或菜市场买了蔬果，要么会放在背包里，要么就绕一大圈绕过菜店回家，以不被菜店老板发现。假如我没有背包，蔬果就提在手上，且还想在这个菜店买些其他东西，我会感到老板正盯着它们看，这时我甚至会谎称手上的蔬果是从单位拿回来或别人给的，尽管对方都没问起。其实这也是文化对我的“要求”，从商业逻辑来看，你情我愿、等价交换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从文化上来说，这些行为则关乎忠诚和背叛。
文化的压力会让纯商业逻辑无法发挥作用，比如我会做将就买看不上的肉，或者即便需要也干脆不买了，或者走很远买另一家的，以及多走一段路绕过菜店门口回家等等这些非常不经济、不理性的行为。
经过两天断断续续地劳动，终于让家里再次恢复了洁净和秩序。在昨天的基础上，今天又擦了一遍地板。现在感到窗外吹进来的风都更清凉干净了。
这两天一位叫仝卓的艺人上了热搜，起因是他在直播中自曝高考时将往届生改成了应届生。在被网友批评之后，在另一次直播中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错误。这个事情持续发酵后，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记者挖到他的父亲是临汾市的人大代表，这更引发了民愤。这些年因为社交网络，很多滥用特权的人、事被广泛曝光。互联网几乎成了舆论监督最有效的途径。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做错事一旦被曝光，很有可能会堕入千夫所指，乃至消失在网络世界的境地，可以说被宣布了社会性死亡，用网友的话，则叫做“彻底凉凉了”。我当然承认这种舆论监督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作用（或许也会让恶劣的事情更加隐蔽，做坏事的人更谨慎），但每一次我都会很快想到当事人的处境。他们会不会在午夜突然被噩梦惊醒？也许根本无法入睡？也许不敢打开社交网络？不敢联系曾经认识的人？常常感到后悔，想回到问知网是什么，或者说出高考修改学籍之前的日子，或者回到当艺人之前的日子？当他们交了男/女朋友，他们如何谈起那些事？还有他们的家人，如何与他们相处？一定会特别小心翼翼地谈话，会不会不敢提及网络上类似的新闻？甚至不敢上网？
写不下去了，楼下的小喇叭一直在循环播放“回收旧手机，回收烂手机，回收报废手机，回收旧电脑”。我感到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了，被完全洗干净后填满了这几句话。日常楼下洗脑的还有“馒头，老面馒头；馒头，老面馒头；馒头，老面馒头”。
该做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