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自发性》简短笔记

大卫·格雷伯:詹姆斯·斯科特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没有人可以像斯科特这样,怀着善意和刨根问底的态度,追寻一个简单而惊人的理念,直到颠覆了我们眼中的整个世界。在这本书中,他也展示了最伟大的激进思想家的共有技能:把我们向来视为极端的立场,揭示为理所应当的人类禀赋和常识。

以下是非常简短的笔记。

为了不被国家/体制彻底驯化,人们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操演”,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规则,即使是闯次红灯(在深夜远远望去一辆车都没有的十字路口)。

红绿灯的设置是为了便于管理,但这个体系会让司机更加不谨慎。反直觉的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甚至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从荷兰到欧洲和美国的“移除交通灯”热潮)(从个人经验来说,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行人和司机确实都会更仔细地观察四周情况,并自然而然地慢下来)。

过去三个世纪,是官方控制对民间秩序的胜利。

植物的多样性能够降低生态风险,城市的“混乱”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和丰富感受。科学林业、现代农业和现代城市规划却在背道而驰。为了利润和效率,精英管理者不断侵蚀民间秩序。

城市的“美学”和“秩序”由城市外围“无序”的、得不到承认的人群所维持(“低端人口”)。

现代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是民间秩序的宿敌,它们推行的标准化和普遍化正在摧毁和淘汰民间实践(民间复杂的产权制度、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城市空间使用方式、工艺技能……)。

孩子们常常舍弃由秋千、跷跷板、转盘、滑梯等组成的标准游乐园,而喜欢去马路上或废弃建筑里寻找刺激。有沙子、木材和工具等基本材料的开放性游乐场能让他们更有创造力和自主性。不久就会出现私藏材料的事件,但是再过几天,有些少年会挺身而出,找到那些材料,重新建立秩序。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斯科特的观点,需要容忍混乱和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通过实践和试错,人们能够自发合作和互惠(强力国家和自由主义经济当道的这两个世纪,可能导致我们失去了互助习性而更依赖号称公正的官方,利维坦创造了其自身合法性的证明)。

与经济学概念“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应的,应该有另一个包含“人”的概念:“人类总产出”(gross human product,GHP)。“人类总产出”的评价标准包括工作如何扩展了人的能力,以及人对自我的满意程度。

流水线消解了工匠-工艺知识,同时也消解了这种知识赋予劳动者的权力(流水线可以抛弃某个工人而轻易招募到下一个劳动者,但只会在流水线完成某个标准动作的工人离开了流水线还有什么选择?)。

人在机构(家庭、学校、军队、办公室……)生活中被规训的服从权威(家长、老师、军官、老板……)缺乏独立思考和害怕风险,又如何投入公共领域的公民民主活动?

“自我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商贩、工匠、收荒匠、独立技师等)尽管辛劳、贫穷,但保持住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然而现在被大公司收买的小业主,实际上却只是保留了独立自主的幻象而被掏空了内核(受制于大公司的从属关系、按照标准化生产、被严格监管……)。

从社会变革来说,诉求财产和自主性的小资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看法不同);从社会经济上来说,小资产阶级在发明和创新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后来他们可能被大资本收购了);从共同体生活来说,小资产阶级是免费的社会工作者(为熟客提供简短但亲切的陪伴),是“街道上的眼睛”(持续和非正式的监视,维护公共秩序,“鱼龙混杂”的街区比没有什么人的街区更安全),是活跃有趣之街景的创造者。

如果学校教育是一条狗,考试就是狗的尾巴,但实际情况却是尾巴摇狗。不仅如此,尾巴还重塑了狗。教育的目的变成了考试。

精英统治全面代替了通过公共对话来达成的公共事务治理。

现代主义选出了掌握技术的精英,替代了旧贵族。但无政府主义认为还有另一条路,是更加平民主义的,相信公民能够通过公共对话探讨和商议出共识性的问题解决办法。

现代社会看似是技术性的、非政治的、公正和客观的,但实际上政治已经埋在了技术的背后,对标准的评价是技术性的,政治却规定了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标准。

人们不是先宣誓一条原则再照着办,而是行动在先,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二战中,法国村庄的人最初不同意救助犹太人,但当犹太人被带到家门口时却改变了主意,被“具体性”的情景所改变)。 与“平庸之恶”对应的是“具体之善”。

重新引入“具体性”,可能是政治走向良善的一个途径。

关于边界的片断思考

在地图上,边界地带比腹地的面积大很多。如果再把放大镜对准腹地,就会出现新的边界和新的腹地。像剥洋葱一样不断深入进去,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腹地可言。

边界用来建构身份,用来想象出共同体,同时也让边界地带的人产生身份焦虑。当然这建立在一个人们习惯于用化约的方式来想象人群特质的背景下。

在外省的时候,我常常需要解释,我的家乡和你想象的北方草原完全不一样。

在陕南的时候,我常常需要解释,我所在的地方没有陕北口音,也没有关中口音,人们说的更像是四川方言。

过渡地带的文化是被碰撞出来的新东西,但人们习惯想象所谓“传统的”和“纯正的”地方/民族文化。这种观念被管理者和商人利用,推波助澜了狭隘的地方文化表达和地方管理(包括旅游规划、城市规划和管理等)。

学习和实践“边界思维”,对于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有益,也就是对理解现实和丰富性有帮助。

我的“詹姆斯•斯科特月”

我把这个六月命名为我个人的“詹姆斯•斯科特月”。

詹姆斯·斯科特的主要著作

尽管我收集了几乎全部的斯科特作品的中译本,但真正读过的只有《国家的视角》,也没有读的特别仔细。

他的书其实并不难懂,没有艰深的理论和晦涩的表达,反而充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细节。因此有时候会觉得津津有味,而有时候又觉得琐碎啰嗦。此外,他的好几本书的书名准确概括了主要关切,只需翻翻导读,就能大概明白结论。当然,这些都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

不过斯科特自己也说,他的《国家的视角》和《逃避统治的艺术》构思得“像巨蟒剧团仿讽中世纪战争的电影里刻意而笨拙的攻城武器……我因自己笨拙的写作习惯而烦恼,于是他(艾伦·麦克法兰)向我介绍了散文家小泉八云的技巧。”

以简洁的方式写,就有了这本《六论自发性》。这个“碎片式 ” 的写作方法确实太“用户友好”了(是的,我也在讽刺自己已然将阅读转换成了消费行为)。斯科特则又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希望这本书对于读者能够更友好,这当然是值得任何一本有无政府主义旨趣的书追求的目标。”

我热爱所有这些属于“大家小书”的作品,不仅因为它们更简洁易读,也因为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承载学者鲜活的人格和个性。比如看逻辑严谨、材料丰富的《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身是消失的,更像是我独自在接受注意力、记忆力和思考力的多重考验,因此有时会想打瞌睡;而读《椰壳碗外的人生》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仿佛与作者面对面听他侃侃而谈,这时他抛弃了那些繁复地论证,隐藏情绪的曲笔,直抒胸臆,比如会表达自己偏爱“暹罗”这个国名而不是“泰国”这样的政治立场。

插播一句,以上两位都是顶有分量的学者,他们贡献的理论资源,几乎是近些年思考许多时事的必用视角,而他们的研究都起步于东南亚,两人也都出生于1936年。我的人类学启蒙也跟詹姆斯·斯科特有关。2007年,正在读大四的我非常偶然的听了他在中央民大的讲座,题目是“文明缘何难上山”。我也深刻记得那次讲座中鲜明的结论,即“少数民族”是为了逃避统治(例如征税、兵役等)而走入深山中的。隔了两年,他才出版了这个题目下的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

至少有三个理由,使我想读詹姆斯·斯科特,并且将六月命名为“詹姆斯·斯科特月”。有两个理由不便直说,而能够说出的就是大洋彼岸的“抗争”(民间叙事)/“骚乱”(官方叙事)。当为了伸张显而易见的正义的街头运动开始卷入打砸抢烧等暴力行动时,社会舆论就开始变得撕裂。一部分原来站在运动一边的民众/组织也开始谴责运动;而因各种原因hate运动的人则获得了更多的理由;当然还有像崔娃这样的人,总是试图温和地告诉所有人,当契约已经被制定契约的人撕毁时,受契约束缚的人当然就会越轨。

斯科特在《六论自发性》里有更精彩的说明。这本书前言和第一章“无序和号召力的功用”中的相关部分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解释美国当下的状况。我仅仅摘抄几段如下:

现存的国家制度趋于固化,同时服务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绝大多数代表既得利益的正式组织具有这一特性。正式组织手执国家权力的缰绳,用制度化的途径操控国家权力。出于上面的原因,结构性变革的事件往往只会发生在平民的、非制度化的扰乱(disruption)中,具体的形式有暴乱、打砸活动、无秩序的示威、偷窃、纵火,以及威胁既有制度的反抗行为。(p12)

最激烈且在边缘群体中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一般性的暴乱,时常还伴随着洗劫。这种扰乱多以发泄内心原始的愤怒和疏离感为目的,没有条理清楚的请求或诉求。正是因为不表达明确的目的,且发起自最缺少组织的社会群体,这类扰乱可对秩序造成更大的威胁。没有具体的诉求可予以回应,也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可以与之谈判。统治精英面对的是一个宽频的意见集合。(p14)

公共秩序遭受的破坏和扰乱对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变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p45)

支持日常政治的一般条件突然消失了。常规的治理与制度化的常规反对及代表途径都不再奏效。在个人层面,这种反常表现为流浪、犯罪、故意破坏。在集体层面,自发反抗以叛乱、占领工厂、暴力罢工、无序示威的形式发生。改革浪潮的发生得益于大萧条释放的社会力量,控制这种社会力量不仅是政治精英和财产所有者力所不逮的,对工会和左翼政党来说也是如此。精英的改革是在压力之下实现的。(p47)

有人更愿意参与形式上更“有礼貌的”集会和游行,拒绝暴力,以法定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根据占领道德高地。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人的喜好问题不论,礼貌而和平的诉求极少促成结构性的变革。(p49)

南方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足以让人把美国当作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大规模失序在短时间内促成了和平的组织运作和游说努力了数十年都未能取得的结果。(p52)

冲击秩序的行为经过愤怒、挫败、暴力的激化后,将清楚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人们的诉求已经不能在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内解决。所以,就他们违背法律的意愿而言,本质的一点不是种下失序的种子,而是要求设置一种更加公正的法定秩序。(p52)

大规模的扰乱与反抗在某些条件下会径直导致威权政治或法西斯主义,而非改革或革命。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体制之外的抗议是结构上发生渐近式大变革——例如罗斯福新政或民权法案——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p15)

今天的一些人也在批评美国黑人没有学习他们的先辈马丁·路德·金那样“有礼貌的”抗议。然而别忘了,这位非暴力主义者却也说过这样的话:“暴动就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

无政府主义似乎成了敏感的词,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其中的内涵。这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然而正如斯科特在这本书中所言:

“即使民众对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哲学闻所未闻,他们的意图和政治行为中也会有无政府主义原则在发挥积极作用。 我想,在无政府主义的视野下有一点尤其突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首次使用‘ 无政府主义’这一术语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就是互助关系(mutuality),或者说是‘不经等级制度和国家制度达成的合作’。另一个凸显的观念是无政府主义对混乱、对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的容忍,以及无政府主义对自发合作、自发互惠的信心。在罗莎·卢森堡的观念中,相较于先进政党中的小部分精英分子在治理上的精明选择,她更倾向于劳动阶层诚实的试错。”

在菜市场买肉压力好大

昨晚依然是凌晨两点多才睡,并且竟然忘了自己做了什么熬到那么晚。

今天依然是睡到9点左右起床。早餐是芒果和剩下的几颗、放了很久的袋装五香花生混搭。为了不把渣掉在桌子和地板上,然后打扫,现在早饭和水果都站在水槽边吃了。摆盘拍照什么的仪式太花精力了,劳动人民当久了,就会慢慢变成实用主义者。

吃了早饭去逛菜市场。买了排骨、肉丝、肉片、肉末、牛腱子、土豆、红苕、茄子、番茄、樱桃(我以一己之力抵制“车厘子”这个毫无美感的译名,车、厘,这么坚硬和没意义的字是谁选的?)、大葱、大蒜、玉米、卤料包。心满意足。

在去菜市场之前,先逛了楼下的蔬果超市,如果这里有牛腱子我可能就不去菜市场了。去了菜市场,发现超市的精排竟然比菜市场每斤贵了7块钱(超市36,菜市29)!

然而在菜市场买肉的压力真的很大。

卖肉的区域大概7、8个摊位排成一排,我一走过去就响起一片“幺妹儿吃点啥子……”这些肉摊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有一家能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比方说,有的排骨好,五花肉不行,有的肉末看着安逸,又没有好排骨。我这种一次采购多个种类的人,常常需要在不同的摊位买。麻烦就在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在A家买了排骨,马上到旁边B家买肘子,因为明明A家也有,只是我自己看不上啊!所以有时候只好跑到比较远的Z家买,或者干脆不买了,或者就不太满意地将就在A家买了。有时候哪家的都没看上,走了一圈看了一遍,离开卖肉区就感觉7、8双白眼在背后翻我。所以说,在菜市场买肉压力真的好大。

今天也体验了以上的压力,然后稍微发散想了想这背后的有意思之处。

最主要的结论是,实践中没有什么纯粹的商业逻辑,商业逻辑其实是嵌套在文化逻辑中的。比如我不敢在A的旁边B家买A家也有卖的肘子,是我所处的文化所“要求”的“不要当面打人脸”的道德规范在发挥作用。而我逛了一圈什么也不买感到大家在背后戳我脊梁骨,则是文化中对挑剔矫情、只看不买的人,或者穷人、抠门的人(有些商家也可能会认为我嫌贵不买)的鄙视(不是说商家真的会鄙视我,而是我身处这样的文化中会感受或自然而然想象出这种被鄙视)。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我家楼下有两个菜店,一个蔬果超市。我平时常买菜的是其中一家菜店,因为就在小区大门口,渐渐变得比较熟了。有时也去一、两百米外的蔬果超市或菜市场。如果哪一天我在超市或菜市场买了蔬果,要么会放在背包里,要么就绕一大圈绕过菜店回家,以不被菜店老板发现。假如我没有背包,蔬果就提在手上,且还想在这个菜店买些其他东西,我会感到老板正盯着它们看,这时我甚至会谎称手上的蔬果是从单位拿回来或别人给的,尽管对方都没问起。其实这也是文化对我的“要求”,从商业逻辑来看,你情我愿、等价交换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从文化上来说,这些行为则关乎忠诚和背叛。

文化的压力会让纯商业逻辑无法发挥作用,比如我会做将就买看不上的肉,或者即便需要也干脆不买了,或者走很远买另一家的,以及多走一段路绕过菜店门口回家等等这些非常不经济、不理性的行为。

经过两天断断续续地劳动,终于让家里再次恢复了洁净和秩序。在昨天的基础上,今天又擦了一遍地板。现在感到窗外吹进来的风都更清凉干净了。

这两天一位叫仝卓的艺人上了热搜,起因是他在直播中自曝高考时将往届生改成了应届生。在被网友批评之后,在另一次直播中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错误。这个事情持续发酵后,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记者挖到他的父亲是临汾市的人大代表,这更引发了民愤。这些年因为社交网络,很多滥用特权的人、事被广泛曝光。互联网几乎成了舆论监督最有效的途径。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做错事一旦被曝光,很有可能会堕入千夫所指,乃至消失在网络世界的境地,可以说被宣布了社会性死亡,用网友的话,则叫做“彻底凉凉了”。我当然承认这种舆论监督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作用(或许也会让恶劣的事情更加隐蔽,做坏事的人更谨慎),但每一次我都会很快想到当事人的处境。他们会不会在午夜突然被噩梦惊醒?也许根本无法入睡?也许不敢打开社交网络?不敢联系曾经认识的人?常常感到后悔,想回到问知网是什么,或者说出高考修改学籍之前的日子,或者回到当艺人之前的日子?当他们交了男/女朋友,他们如何谈起那些事?还有他们的家人,如何与他们相处?一定会特别小心翼翼地谈话,会不会不敢提及网络上类似的新闻?甚至不敢上网?

写不下去了,楼下的小喇叭一直在循环播放“回收旧手机,回收烂手机,回收报废手机,回收旧电脑”。我感到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了,被完全洗干净后填满了这几句话。日常楼下洗脑的还有“馒头,老面馒头;馒头,老面馒头;馒头,老面馒头”。

该做晚饭了。

你就当跟霸道总裁谈恋爱吧

我如脆骨一般的意志力,昨晚全碎了。计划做完家务就洗澡睡觉,吸完尘后作为奖励,准备再看一集,就一集,Normal People,结果就一直看到了凌晨1点多,洗了澡想再看一集助眠,结果就看到了快凌晨3点……

于是周六一天几乎都废了。早上8点多就被楼下的小号声吵醒。本想看完最后两集,但实在不想睁眼睛,手机放旁边躺着听声儿,渐渐睡着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再次把我吵醒的竟然是男女主在床上的喘息声……醒来感觉比他们还累,自己把自己压了一身褶儿,根本没休息好。

10点钟起床吃了早饭,看完了全剧,就又困了,一直睡到中午12点多。醒来仰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让我睡着了),耗到两点多才开始做午饭。现在做饭完全没有了冬天时的热情劲儿,能吃饱就行了。

总算把这个剧看完了。过程中确实跟着甜蜜跟着苦涩笑笑哭哭的,但看完了也就没啥可多想的。拍的很棒,演的很棒(镜头一直追着人脸拍,几乎每帧表情都是对的),音乐也很棒(总是恰到好处)。当然6月份书出版了还是会买来看,剧作尚且如此,感觉文字会更细腻。

看的过程中跟DW说:我也想谈恋爱了。

他说:跟我谈吧。

“不行,跟你只会谈工作,谈恋爱就是要没事找事作妖,但是甜苦都深刻。”

“那你就当跟霸道总裁谈恋爱,霸道总裁工作太忙了,只能谈工作。”

……

在他转换工作的两个月后,我终于渐渐找到了将工作与生活分开的法门,那就是每当将要开启一次关于工作(大多数时候是与工作相关的某些议题)的讨论,就立刻喊停。无法接受被工作全盘控制。大卫·格雷伯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里讲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诉求增加工资,后者希望减少劳动时间。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人!不能谈恋爱至少也不能老谈工作呀!

上一次真正打动我的纯爱片是2018年的日剧《大恋爱:与将我忘记的你》。其实这两个剧还挺类似的,故事原型都是公主与灰小子。女主聪明美貌勇敢富有,男主自卑敏感温柔贫穷。为了让他们成立,需要给女主一些“缺陷”。在《大恋爱》里,是得了阿兹海默;在《普通人》里,是冷酷的原生家庭。男主的敏感温柔本身已经很有魅力了(服膺于慕强价值观的成功或正在追逐成功的男性大概对此十分费解),何况他们还有才华(巧合的是两个剧中,男主都是作家或准作家)。

豆瓣里有人说男主的妈妈选角过于年轻。有网友提醒,男主妈妈17岁生下他, 剧情开始时,男女主读高中,因此他妈妈只有35岁。看到这里悲从中来,本来一直带入主角视角,然而实际上跟他妈的年纪差不多大(对不起我不是在骂脏话)。

讲点其他的吧。

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真的会让人很分裂。前一刻还沉浸在恋爱氛围中,后一秒就刷到了美国警察膝盖抵住黑人脖子使其窒息死亡的视频。那个视频有好几分钟,几乎是哭着看完的。然后看崔娃的视频,又再次落泪。自从1月新冠病毒扩散以来,眼泪总是不由自主流出来。第一次是大年三十晚上,一边看着春晚一边刷着手机,死亡和庆祝的信息交替扑来。直到几位主持人出来念诗那一刻,实在抑制不住,借口洗澡蹲在洗手间的地上痛哭不止;接着是李文亮医生去世,那一夜不知哭了多少回;然后是师姐离去,边哭边写纪念她的文字。哭泣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有时自己尚未感知到强烈的情绪,眼泪却已经在脸上奔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