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是，草木皆兵的。
本小区业主群有一位大大，消息总比别人灵通点，几次提前预告，第二天官宣，消息都是真的。
业主们现在封他为宝藏男孩。
昨天宝藏男孩在群里发了句：你们开始吃小龙虾没有
于是都在问：小龙虾又咋了？
结果宝藏哥只是单纯地想吃小龙虾了……
现在大家都叫他谨慎发言了，哈哈哈哈
疫情期间的荒诞笑话
没有结论，去睡觉吧。
趁着成都病例没怎么增长，但又不能出差的空当，去医院把之前长的点点和角质用激光打掉。
按个算钱，划价医生给开了100个（他说实际不止！)！！！
什么概念呢，我前面那个打了6颗……
进到激光室，手术医生也震撼了（是的，大小也算个手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做什么的？平时不防晒吧？要注意防晒啊！
我：是晒挺多的，不过我同事也不防晒呀，好像他们都没有（此处联想到白嫩白嫩的男同事，每次最多被晒红，几天就又白嫩白嫩了）。
医生：你只看到人家表面光鲜，却不知道他背后付出了什么。
内心OS：医生你认真不是网络鸡汤看太多？
不知哪里来的莫名其妙且毫无必要的争强好胜：会不会跟基因也有关系？
医生无奈：也有关系。
内心OS：赢了又如何，是有啥好处？证明自己基因不行？！
总之就是现在满脸满颈项都是麻子点，7天不能沾水，会蓬头垢面的。
打定主意：之后要做个随时打阳伞的都市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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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回来看到楼下来了救护车。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手持消杀工具从大门出来，旁边是推着行李箱的小区住户——看来是被拉去集中隔离了。
此情此景之下，赶快到旁边的菜店采购了蔬菜。绿叶类、根茎类都买了一些，各种搭配组合也能吃一周左右了。如果再算上干香菇木耳什么的，估计菜可以坚持10天左右。水果和谷物也够。新鲜牛奶喝完了大不了改喝奶粉。这么一通盘算，心里有底了。
这几天一直难以理解的是，上海竟然发生着基本生活物资短缺、慢性病难以就医、阳性儿童被迫与母亲分离的人间惨剧。竟然是上海？如果不是互联网上每天转发的求助和呼喊，是怎么都不敢相信的。
最近看微博，看着看着就落泪。疫情已经到第三年了，还在一面为自己衣食无虞而庆幸，一面频频与幸存者内疚缠斗——和两年前的武汉疫情爆发一模一样；一面在微信里热络地社交，一面独自对着电脑咬唇发呆；一面试图捕获生活中的幽默奇妙小确幸，一面深深知道网眼很大它们都会漏掉，兜住的都是大块的无望。这种拉锯几乎让人格产生分裂，难以理解。
没有结论，去睡觉吧。
速冻春天
跪下
剃头
你非得出去
隔离
管控
已无害化处理
接龙
抢菜
把春天速冻
孩子
阳性
怎样感染病毒
尊严
挺住
以大局为重
足球现在终于也是女人的，但它曾经不是我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跑动，尤其喜欢球类，乒乓球、足球，甚至弹玻璃球。很遗憾的，在90年代中后期，这些几乎都是男生的“专属”游戏。所以喜欢这些游戏，常常需要面对很多大人的不解和没有恶意但令人尴尬的玩笑——“像个男孩”。更糟糕的是同龄人的嘲讽，甚至霸凌。所以听到《随机波动》里面大家说，女生玩这些运动“很酷”时，我真的觉得时代大不同了。
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很喜欢踢足球，喜欢到每天都在踢，放学后在家属院楼下踢，在学校课间也会跑去操场踢，会一个人练习颠球和射门，会攒钱买球衣、球袜和护腿板。我的第一件球衣是白底上面有红色方块的克罗地亚队球服。1998年世界杯克罗地亚队惊艳了很多人，那年我13岁。不过足球是团体的活动，周围鲜少有女生玩，所以我不得不跟邻居和同学中的男生一起踢球。邻居们还好，可是初中班里的男同学大概到了初二初三，便开始有了强烈的性别角色意识，当然是很坏的性别意识。那时候女生们纷纷开始发育了，胸部挺拔的会受到言语骚扰，而我呢，发育很晚，大概初三才月经初潮，胸也一直是平平的。所以每次和男生一起踢球，我还是会用胸挺，常常会有男生发出怪声音，或者嘲笑。因为喜欢踢球，又留短发，便被叫“二尾子”。那是本地骂人话中最难听的一句，意思是“不男不女”。带头的也是我学习上的竞争对手，我们总是在班里轮流考第一第二名。我一直不理解男生们恶意的来源，更多的时候会自我怀疑和猜测，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安安静静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会喜欢踢足球？会不会我成绩很差或者长得很漂亮就不会被说？
读高中之后，就很少踢足球了，不知道是因为课业压力增大，还是因为什么，就是突然不会玩了，也开始留稍微长点的头发，从活泼好动变得喜欢独来独往，跟人疏离。
初中班上还有另外一个和我一样被叫做“二尾子”的人，是一位男生。他身体瘦弱，很少像其他男生一样每天都成群结队的。他也被叫做“二尾子”。而霸凌他的却是一位女生。那位女同学当时已经在“社会”上混了，抽烟纹身打群架样样都做。在学校几乎不学习，总是在课上课下化妆打扮，或者无缘无故地欺负人。那位男生很不幸地正好与女混混坐一桌。他们坐在我的前面。有一天下午，那个女混混又叫男生“二尾子”，男生微弱地反驳“你才是二尾子呢”。后来他们你来我往几句，女生便拿起指甲油，扒开男生的眼睛狠狠往里面涂抹。男生痛的大叫。第二天那位男生没来上课，据说发烧了。老师问起来，没有人敢答。那天傍晚，我和同桌商量，要去老师家把我们所看到的说出来。我记得从班主任家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冷的发抖。一方面当然觉得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还不算是个“坏人”，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敢当面说出来而感到羞耻。大概还有因为逃避而自我厌弃：我从来不把自己被叫“二尾子”的事告诉父母和老师，觉得丢脸，难以启齿。
其实，受到男生的排挤，大概是从小学就发生的事情。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从乡下转到县城的小学。我爸带着我出现在四年级班主任的面前，请老师收下我。而班主任毫不避讳地在我们面前说：乡下转来的一般要留一级。她叫我重读一遍三年级。我爸坚持说我成绩不错，能跟的上，那位本地有名的宋老师才勉强收下我。于是我便努力学习，第一学期就考了班上的第一名。从乡下来的转学生，却偏偏没有转学生该有的沉默老实、本分和平庸，反而在第一学期就考了第一名，原来总考第一名的男生便带着他的“兄弟们”对我酸言酸语。那些挑衅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考第一名了不起啊？我只是觉得委屈，学习不好便是乡下来的，努力考了第一名，到底又错在哪呢？我只是没有表现的崇拜你、追随你而已。记得那年班上的元旦晚会，我表演的节目就叫做“宋老师，我想对您说”。演讲的大意是乡下的孩子也可以学习好，希望老师不要看不起。其实并不是为了报复，只是想说心里话，也不懂什么叫“不合时宜”罢了。然而自那之后，我便又得了一个“争强好斗”的标签。对了，这个标签给男生是一枚勇士徽章，而给女生，大概是一个瑕疵品的打折标识吧。
童年和青春期时因为爱好，或因为成绩好，或仅仅因为是个女生而遭受的嘲讽和霸凌，都让我困惑又无助。我并不想超过谁压倒谁，我只是不想被看不起，不想让父母在老师面前丢脸。我也不想表现什么抢夺什么，我只是真的很喜欢，喜欢跑起来的开心，喜欢狠狠踢个大脚的爽快，喜欢球在脚下灵活晃动的乐趣。长大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回忆，也几乎没跟任何后来的朋友们提起，这样我就是一个心灵无虞幸福的人了。逃避面对伤口但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写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哭，似乎是一种刮骨疗毒。只是我现在明白这些毒不是我自己长出来的，不是我的错。
小学那位男生，我大学的暑假在老家曾偶遇过，他读初中后便因为沉迷游戏渐渐成绩很差，后来在小镇开了一家服装店，他完全没有了锐气和强势，变得很温和。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天，他说羡慕我可以出去读大学。我确信他早已不记得他曾经对我考第一名的冷嘲热讽。初中那位带头叫我“二尾子”的男同学，几年前，我就得知他有了一个女儿。我不知道作为球迷，他会带他的女儿看球、踢球吗？年近四十岁的他，还会记得自己少年时曾经做过的事吗？如果记得，他会担心自己的女儿也有同样的遭遇吗？
玻璃鱼缸破碎时，金鱼撒了一地
一位三、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位卖卤菜的妇女在路灯下争吵。
争论的焦点大概是，男人买了卤菜问多少钱，结果听者和说者产生了信息偏差。
妇女认为买家少给了一块钱，而男人坚称没有。
交易已经取消了，但二人要理论出个是非对错。
两人各自梳理事情的始末，给对方听也给围观的人听。
结果是非对错当然理不清，愤怒的情绪却持续升腾起来。
妇女的一句话激怒了男人。
她说：“小伙子，你一个几十岁的人了，不就是一块钱吗？”
这位男士将破旧的自行车立在路边，指着妇女大声说：“你给我道歉，我没有少给你钱。我不差一块钱。你也几十岁的人了，你这属于欺诈！你快点给我道歉，说不好意思，说对不起！”
妇女说：“我又没收你的钱，我为什么要给你道歉。”
“你伤害了我的自尊！我可不可能差你一块钱吗？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说对不起。”
又互相吵了几句，妇女大概不想再纠缠，开始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嘟囔着：“好好好，我不对我不对，你快点走！”
男人似乎听出了“我不对”中不但没有道歉的意味，甚至有些轻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扔在卤菜摊子上。“今天我给你一块钱。你今天必须跟我道歉！”
轻蔑反弹！
妇女收拾东西的手很快，顺便就把一块钱揣在了围裙口袋里。
男人向着周围叫喊：“大家都看到了，还要不要脸嘛，几十岁的人了，一块钱都捡。”
“谁捡了，你也几十岁的人了。”
“我刚扔的你就捡。”
女人有些不好意思，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块钱，又扔了出去。“我还以为是我没收的钱，给你拿回去。”
女人一直重复，好好好，你快点走嘛，几十岁的人了，不就一块钱嘛！
“一块钱”的说法再一次刺痛男人。“你今天必须跟我道歉，说对不起。要不我找城管来，你别想在这做生意。”
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周围几位看热闹的人都保持着沉默，大概都不知从何入手劝架。我感到自己相当无能。
终于一位50多岁的男人出现了，行动起来。
他先是搂住了男人的肩膀，然后递给他一根烟，点燃。男人抽起烟便有了一些闭嘴时刻。协调人说：“莫跟她计较，都不容易，她也是给他们老板干活的。”
男人总算软下来，“她真的要不得，我可不可能少给她一块钱嘛？”
“是是是。莫跟她一般见识。给我个面子。”
“今天我是给你面子，不然她必须给我道歉。”男人骑上自行车走了。
女人还在说着她对事情起因的理解。这时只剩我和协调人。协调人把烟丢在地上，踩灭。恨铁不成钢：“哎呦你还在说，出来做生意说句不好意思有啥子嘛，不丢脸的嘛。你该赚钱还是赚你的钱。”
妇女自始至终没有停止她的叙述。协调人于是转向我，似乎为了得到支持，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
这场争吵终于烟消云散。
我在散步的路上，想象着男人骑车回家后可能面对的三种选择。一是完全地逃避，让短视频和信息流不断滑过身体，然而刚刚的事情依然试图冲破阻碍浮现在眼前，让他短暂地烦躁几秒。第二种是向家人叙述刚刚的经过，获得支持，以强化自己没有错，是对方伤害了自己这个事实。第三种会不会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不就是一块钱吗”会激怒他？为什么他不认可妇女说的“我不对”算是道歉？为什么他买卤菜的时候不会希望城管把她赶走，而被激怒了却希望强力来“处理掉”她？第三种当然是艰难的选择。实际上，每种选择都不容易。这平凡一日的核爆时刻，碰触了他内心幽微之处的伤口。今天，也许伤口又发了一些炎症。
卖卤菜的妇女呢？她会不会意识到是什么刺激了男人？她会不会想为什么她会说“不就是一块钱吗”？她会后悔吗？她被要求了很多次说“不好意思”或“对不起”，但她只是说“好好好，我不对我不对。”她迈不过一道坎，那是协调人口中轻飘飘的“不丢脸”。
如果当初不用现金，而是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这场争端会不会就此避免了？也许可以。然而挣扎着生活，确认自己的位置，并试图理解和寻找尊严的我们，却总难逃开这样的生存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