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跟书的缘分，有时候很像人跟人的缘分，需要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场合相遇。比如说我手上这本《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已经买了将近两周，蔫儿不拉几地摞在其他一打未读的书中间，在这个周末，好像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样，它就这么莫名奇妙地被选中了。
虽然作者声称这是一本“面向广泛的读者的书”，但它确实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一种），而且据说“代表了西方最高水准的学者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多重探索”。使我这种非学术同学读下去的动力，是因为这本书所探讨的道德体验恰好契合了我自己道德焦虑的感受。
道德焦虑感是一直困扰我的感觉之一，在上个星期末的一次与同事的口角之后，它积累的重压使我难过极了，最终在半夜时分打电话给我的“非正式心理医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那天我和同事谈论关于一个援助项目村的事，我自认为了实现公平，应该给那个项目村同等的争取项目的权利，而他出于现实的考虑，表示那个村子不需要我们投注精力。我被当时的情况惹怒，一是为他的没有“原则”，二来面对那种挑衅、不屑的语气（似乎他觉得我的想法太迂腐），感受到自尊心受辱。在没有激烈的争吵，但气氛显然恶劣的场合，两分钟后，我终于抑制不住盛怒，将鼠标猛地在桌子上磕了三下。没过一会儿，我就羞愧起来，好像身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在看着那个偏狭的、爱报复的、丑陋的自己。
正如“非正式心理医生”所说，因为公平、平等这些原则是我赖以维持自己存在感的重要东西，而同事的“没有原则”，正是威胁了我存在的基础，使我感到危险，因此会愤怒；至于他的不屑则动摇了我对尊重的需求。
我对“非正式心理医生”倾诉了长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件事。一旦受到别人的伤害，我会几乎本能地表现出对这种伤害的满不在乎，有时候是激烈地反击。（其实伪饰是另一种反击方式，向对方展示同等的侮辱：“你对我的伤害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厌倦这样的自己，难道受到伤害的本能反应不应该是难过吗？为什么现在我却几乎不能流露自己的伤心，而变成反击呢？
在《道德的重量》中，作者就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轮危险，即外部力量威胁到那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是怎样又会引起来自我们自己的第二轮危险，即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利益，我们自己也会反人性，威胁他人的生活”。
我的道德焦虑感就是在每一次事中的趋利避害选择和事后的价值判断反省中，显现出来，折磨着我。这种焦虑感来自于对道德重量的背负，如果抛弃了这份重量，我也许会变得轻松（或者疯狂），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抑郁。
“非正式心理医生”引导我认为这是本来面目和自我期待之间的冲突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接纳”。让本来面目和期待形象之间有正向的情感连接。（之前一直是前者膜拜后者，后者压抑前者的关系，这是导致焦虑的原因。）所谓正向的情感连接，就是那个想象出来的完美的自己，要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不因完美而具有凌驾他者的权利，同时去接纳那个真实的具有种种弱点的自己，鼓励她，爱她；而那个差劲的自己需要接纳自己，不必因有种种弱点而深感自卑，也去接纳那个完美的自己，喜欢而不崇拜，学习而不嫉妒。
我的问题似乎与书中温斯罗普·科恩的故事有些相似。这个二战老兵，当年为了“共同体道德标准”在太平洋战场上实施杀戮，而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多年中，却一直被一幕残忍杀害日本医生的景象折磨着。作为心理医生的作者，在年轻时曾以心理分析方法治疗科恩：“我的笔记着重对于精神分裂——认知与情感的分裂，行为与道德情感的分裂，进行思考，重复了当时在精神病学领域里流行的做法”。但是多年以后，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提出了“心灵的创伤和悲剧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用药物来治疗，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的反思，继而理解了科恩何以“认为我（作者）是社会共谋的一部分，我（作者）的作用就是掩饰像他这样的战争经历后遗症的”。
但是缓解道德压力从而保全个人存在与鼓励伦理价值哪个更有意义？以及，两者总是矛盾的吗？我不能回答，也没有在书中找到答案。
书中故事的主人公们所经历的命运：战争、暴乱、文革……非常符合这本书的副标题——在无常和危机前。他们在无常和危机面前，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有道德的生活。然而是否平常人生不会陷我们于背负道德重量的境地呢？或者说，在无常和危机之外，我们生活的质地与道德与否缺少关联呢？事实是，并没有无常和危机之外。“所谓危机，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观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事件，都有它表现出来的态度，当我们做出反应的时候，也都已经选择了一种道德标准。比如受到他人伤害，以怎样的方式反馈；比如路遇乞丐，以什么方式对待；比如面对群体的压力，是坚守还是放弃底线。正如作者在导言中论述的，在逃避面对无常和危机方面，我们各显神通——假装冷眼、宿命论、迷恋技术、消费主义……这些都使生活表面过得更加容易，却无助于在新的、连绵不绝的危机到来之时，依靠道德的力量生活下去，那或许才是面对无常真正有效的方式吧！
至于，“那些处在各种不同的危机和无常情况下，仍坚持有道德地生活的人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追求这种伦理观吗？尝试与我们周围的道德环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真的可行吗？”朋友的短信中说：“但这本书至少告诉我们坚守是可能的，我们都有同类，只是外界环境迫使人们不要轻易表露”。坚守是可能的，但坚守能成为所有人的可能吗？也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变得最美好吗？我的理解是：没有最美好，只有更美好。而更美好，不是已经具有足够的召唤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