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和阿民是我在岘港的朋友玉英的学生。几年前在台湾做交换生时，我认识了玉英。因为被老师分配帮她改作业，所以算是走的近。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对大陆人有感情。她也曾经当过交换生，半年时间，在南宁。那年正好碰上汶川地震，班上有一位四川男生。玉英说，他们全班都为他捐了款，她还为他的家人哭了。
玉英正在读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生，那时她已在台湾待了有段时间，但是似乎过得不太开心。这个越南女孩无法走近她的蒙古国、俄罗斯籍室友。说起在南宁的朋友们，她总是带着飘渺的怀念。
那天我在岘港，问起她台湾人和大陆人的区别。她想了一下，用了“优雅”和“激动”两个词来概括海峡两端人们的特质。“台湾人他们比较优雅，他们比较有耐心，电梯要排很长队，楼梯是空的，他们还是在那边等。他们的小孩会玩安静的游戏，比如下棋。大陆人比较激动，他们会走楼梯。小孩子会玩跑来跑去的游戏”。接着她又补充说，大陆人更直接，像我们。“优雅”听上去是没有问题，但是“激动”有点词不达意。她大概想说“好动”或者“冲动”，只是不太能抓住这些“动”之间的差别。我跟她解释了在大陆，东南西北地区的人性格也不太一样。
像很多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人一样，出走又回归越南的玉英不断地在处理自身的冲突矛盾，思想和行动上都有。例如对自身浸淫文化的维护与反省，既批判现状又随波逐流，非常友善也特别尖刻。所有这些都游动于那天晚上我们在highlands coffee的谈话中，我对她的记忆则最终定格在灯光下她的脸上。我说不清那脸上的表情，它让我觉得复杂。
因为玉英要照顾不到两岁的宝宝，不能每天陪我。所以作为班主任的她特地请阿玲和阿民陪我，顺便练习中文。
阿玲和阿民今年都25岁。那天在阿玲的摩托车后座上我问她几岁。她说25岁了。大概感受到了我的错愕，她主动解释，“我住在农村。几年前，我没有考上大学。我去胡志明市做工几年，回到岘港读书”。所以她比班上的其他同学大很多。她总是能够很快地理解我说的话，并且找到合适的汉语来回应。相对来说，阿民的汉语差很多，每次我都不太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了我说的话。有时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就开始挠头，使劲儿搜索汉语单词来回应我。然而大多数时候，他都不得不放弃，对着阿玲用越南语解释，请她帮助翻译。
岘港是海滨城市。来之前，我已经预计好在这里的两天要纯粹的“度假”，放弃观察异文化的兴趣，逃避与人交往。所以当玉英说她不能天天陪我时，我反而松了口气，那意味我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和精力跟她聊天，意味着我可以像一个来岘港的“正常”游客那样租一张沙滩椅晒太阳，或者去海里游泳，甚至尝试一下冲浪。
不幸的是，这些简单的小梦想都没有实现。
首先，我总是没法下决心躺在沙滩椅上。当我看到白人女孩儿穿着比基尼戴着太阳镜看书的时候，就好像听到了毒辣的太阳烤肉的滋滋声。只是在沙滩上走来走去，我的脸就被晒痛了。然后，在河内遭蚊子咬后，我抓坏了皮肤，被海水浸泡非常疼。所以到回国时都没办法去游泳。最后，有长长海岸线的岘港，整个沙滩上没有一个商家提供冲浪服务。几个韩国游客不知在哪里弄到了冲浪板，不过看起来他们也是初学者，周围没有教练在教。
第一天，我只是在海边走来走去。美溪沙滩的白沙细致干净，光脚走在上面完全没有负担。跟追来的浪花赛跑，并且偶尔被他们打湿，也很有趣。紧接着，还不到傍晚，我就腻了，觉得无聊，并且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后来我就搭不同路线的公车四处闲晃，偶尔用眼神跟当地人打招呼。
阿玲的汉语真的很不错，日常对话都没问题。所以我问她，你的中文在班上是很好的吧？没想到她并没有客气，承认自己说的好。她说“因为我比她们大，她们像孩子那样。但是我在胡志明做工很辛苦，所以我努力学习。我在租的房子里面练习”。
说到她租的房子。她说她跟3个同学租一个房间，我问是上下床吗？她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了床这个词，然后告诉我说没有床，有一张褥子铺在地上（可是她竟然说了褥子这个词！）每月的租金大概150元人民币左右。
阿玲在咖啡馆打工。吃过午饭后，我们去了那家店。那是一家非常本土的咖啡馆，没有highlands coffee那种符合年轻一代审美趣味的装修风格，没有穿着统一制服的服务员。它有点像成都那些沿街茶馆，塑料编织的椅子，玻璃面的小圆桌，只是少了打麻将的人。有一个当地人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阿玲和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说：“就像你在你那里一样吗？”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到我周末有时会去咖啡馆加班。
我原本想在阿玲打工的地方买点咖啡粉，但是担心品质临时放弃了。又担心阿玲的老板说她带来的客人什么都不买，所以我要了一瓶纯净水，可是阿玲坚决不收我钱。
我在一些游记上（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看到游客们都喜欢古镇会安，说那里适合租一辆自行车晃荡一天。所以我告诉玉英我想花一天时间去会安。她不由辩驳地说，那就晚上去吧！让阿玲和阿民骑摩托车带你去。阿玲白天要打工。
阿玲也认为应该晚上去，因为灯笼亮起来很漂亮。
我们一行7人——还有阿民、阿玲的哥哥、嫂子、弟弟、侄女——在昏暗的路灯下骑着摩托车向30公里外的会安开进。白天的炙热全部散去，海风从我光着的脚趾缝吹过，浑身都凉透了。摩托车飞驰，但坐在阿玲的后面觉得很安全。阿玲让人觉得可靠。
我们先是像其他游客一样，在古镇最繁华的几条街巷中穿行，道路两边是林立的纪念品商家，以及坐满了西方人的灯光柔和暧昧的咖啡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氛围中喝咖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东方古城与现代西方小布尔乔维亚的碰撞，在历史与当下的缝合处，然后呢？
我本想请阿玲一家和阿民在沿街的酒馆喝点啤酒，但是阿玲认为太贵了。后来她带我去了一家小卖部，在那里她想请我喝一瓶瓶装饮料。我陷入一种困窘的局面，我想感谢他们，但又不想通过买单这样的方式。很显然，阿玲想尽地主之谊。
不知何时，我们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古镇的另一头，一片很大的区域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耍游戏。在一个高高的舞台上，两个身穿鲜亮色套装——似乎是粉色和天蓝色，灯光刺眼不能确定——的男女主持人正在用越南语亢奋地说着什么，台下不时发出哄笑声。后来，随着主持人一段扣人心弦地极速陈词之后，一个女孩在人群的唏嘘声中跑上了舞台。她领走了一辆橙色的自行车。
在另一边，有各式各样的娱乐项目。套圈、飞镖扎气球、网球砸罐子。每玩一把10000或20000越南盾（相当于3元或6元人民币）。阿玲的哥哥非常大方，每次买5、6个鸡毛飞镖。阿玲会把飞镖的鸡毛使劲儿卷起来，然后干净利落地狠狠掷出。她的技术和运气都不错，常常连中两发，气球啪啪爆炸的声音在围观的人群中掀起一个个小高潮，可是紧接着她又掷偏了。第一次她的成绩是中3发，拿到最低的奖品——一个劣质的毛绒小动物，无论颜色还是材质都不那么可爱，不过她5岁的小侄女非常喜欢。
我心里羡慕着那些在五彩丝绸灯笼下喝着咖啡的西方人，身体却参与在一场类似上世纪中国北方小镇的嘉年华中。一边是昏暗模糊的妙不可言，一边是灯火通明的无拘无束。百年，十年，现在和未来交汇在这里。这些游乐项目现在变成了一种传统和回忆。如果追忆童年生活是一种时髦的话，那么真正回到那个时代似乎并不那么持续的让人兴奋。我将双脚迈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这当中好像有一种微妙的意味。很难说这是一种线性的演变。就在当下，在两片一路之隔的地域中，快乐和苦恼看起来截然不同，又平静地镶嵌在一起。
我至今没见过白天的会安，没有真正体会到这个被越南黎朝赐封为“明乡”中的汉文化遗迹和韵味。错过了穿越百年的旅程，我把那个会安远远地留在了原地，最后似乎又遇到了某种星星般的永恒。
我觉得我写不出阿玲的可爱和阿民那温暖的个性。阿玲那种永远积极的心态，开朗的笑容，聊起贫穷和失败婚姻时候的坦然，让身边的人觉得安心。阿民是那种大概因为不太自信而拘谨的样子，但愿意用更为隐蔽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温暖。
阿玲明年9月可能有机会来南宁，那需要交1000美金的学费，而在咖啡馆打工每个月的薪水是350元人民币左右。她坚定地要学好汉语，以后做翻译。她说哥哥的家庭很好，可是工作不太好，所以她要赚钱帮助哥哥，培养侄女。热带的海风清凉温柔，在会安朦胧的夜色中，坦诚、勇敢与进取的光彩在阿玲漂亮的脸上相映成辉。我低头看看那个穿着粉红色奥黛的5岁女孩。她的命运也许从她这位姑姑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开始，正在走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篇杂记写于2017年2月，从越南返回成都的飞机上，记在手机记事本里，回来后的几天有了想说的话又补充上去。因为结构很散乱，也没有完整并准确地表达出很多细节和自己的感受，所以就一直存在电脑里了。这几天忽然想起阿玲，也许是因为天气变热了。于是我稍微修改了一些用词，梳通了语句，把它贴出来，算是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