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纸字

2020年8月2日 星期日：搞懂了四川话“儿豁”事件

四川口音学得不怎么样，但词汇和惯用语掌握了不老少，所以就变成了用普通话说四川话，甚至跟北方的亲友聊天都意识不到说了他们懂不起的话。

我：你好久来？
对方：啊？啊，没多久（歪打正着） 

我：那些跳坝坝舞的嬢孃们
对方：你慢点儿（叠字暴击） 

我：我就图撇脱
对方：图谁脱？（注意文明）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搞不懂“儿豁”怎么能和“我不骗你”划等号。后来才意识到，是给我解释这个词的人太文明了，她当时是这么说的：“儿豁就是语气特别强烈地表达保证是真的，我不可能骗你。”

过了好一阵儿，当我在B站上看到“儿豁”两个字的写法时，才悟了出来。

“儿豁”，用普通话说，就等于“骗你你是我爸爸”，且意思和语气完全一致。四川话里，“豁”是骗的意思，常见的用法是“我真的不豁你”、“哪个豁你嘛”，“儿豁”就是“儿子才豁你”的缩减版。

下回有四川人对你说：“你豁我唆！”，你就可以回他：儿豁！川味对话马上就出来了。

汉语中，自称“老子”（ 不是李耳 ）或叫对方“孙子”（不是孙武），都等于是在蔑视和辱骂对方了。语言的毛细血管中都体现出了长者为大的文化偏好。

从6月27日到7月2日，出了一个长差，蜻蜓点水般打卡了云南曲靖、江西新余和广东中山，加上在珠海停留的3日，总共在外面晃荡了9天。

回到成都后就复发了“差后综合症”。主要表现为身体垮塌、精神涣散、能吃贪睡、自绝于社会（不想接打回复电话微信）。虽然背负着多项不太容易的工作，但毫无生产力， 焦虑到脚趾妹儿扣紧紧。

晚上难入睡，白天随时想躺平。一感到紧张担忧，就在脑内吹口哨喊预备起，弹起在椅子上坐不了一会儿就又垮掉，而且坐着的时候还在上网冲浪，或者胡乱翻书，也没工作。一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边又吃了水果然后躺平睡着了！！！（夏日白昼真的好容易困倦）

浪费掉的时间都是要还的，我保证明天一定打起精神好好工作，灌入速溶咖啡撑起自己。立了这个旗子之后感觉好棒呀，似乎手指生风扫过键盘，写好的报告、做好的方案和PPT就在电脑屏幕上手牵手跳起舞来。

外卖叫了两斤小龙虾，算鼓舞军心吧，等下到了就充满仪式感地吃掉，为明天高效生产做好准备，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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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看《野猪渡河》。后浪这几年持续在出台、港、南洋作家的作品（“华语文学”系列，目前19册），今年一月出版了黄锦树的《乌暗暝》（买了还没看），这个月张贵兴的《猴杯》也上架了。《野猪渡河》是去年在孔网常去的店铺闲逛时买的，一直放着没读。

仅仅翻前几页，就被密不透风的文字憋到窒息。张贵兴用词凶狠奇谲，不留余地，但是他浓稠的语言风格与南洋热带小村的人景物事特别匹配。

“痰状的雾霾散乱野地”

“夕阳被热气和烟霾切割”

“西南风使烟霭不时网住了庄稼和数百栋高脚屋”

“夕阳烧酥了”

我对东南亚特别感兴趣。第一次与这个地区发生连接是在初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小镇刚有了第一个网吧，上网要五块钱一小时，我攒了好些天才拿到入场券。在那个网吧我第一次使用了联通世界的聊天工具——ICQ，并随机添加了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聊天。他在马来亚大学读书，而我根本分不清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区别，所以一直说你们马来亚怎样怎样，直到他纠正我他的国家叫马来西亚。多年后我才通过阅读，理解那位大学生不只是在纠正我的文字，而是在纠正我的政治错误。“马来亚”是一个历史国名，也与作为族群的“马来人”紧密相关。1963年它与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组成联邦国家，国名也变成了“马来西亚”。那位网友当然很在意这一字之差。

我前面交替使用“南洋”和“东南亚”两个词。其实这两个概念都是被这片土地之外的人发明出来的。

“南洋”显而易见是中国人创造的，“南”在方位上与汉人住居的北方对应，“洋”则与腹地内陆对应（南洋不包括内陆可达的缅甸和老挝）。这个名词是由“我”出发识别和定位“他者”而来的。

“东南亚”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稳定而普遍地使用‘东南亚’一词最初是从美国开始的，就像之前的日本一样，美国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椰壳碗外的人生》P44）。很显然，它是以东亚和南亚这两个坐标来定位的。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东南亚这一概念“暗示了一种专属集体性，但事实是集体性难寻”。与在道德秩序、宗教观念和文学流派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东亚三国，以及在宗教、经济和传统文学方面长期有关联的南亚四国不同，东南亚国家数量多、宗教多、殖民宗主国多、语言多，内部有着巨大的异质性。那么多不同的族群交织在一起，他们彼此学习、依赖、敌视、战争、联合……也许这也是东南亚令人着迷的一个原因。

我仅仅短暂到访过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柬埔寨。本来今年春节准备去泰国，却因为疫情没有成行。哪怕是浮光掠影地走过，也收获了无数新知和回忆。然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和海洋了。阅读东南亚的文学作品，或许是当下能做的不错选择了吧。

今天看书学到一个词，叫做“普请”。书里这么注释：“‘普请’是佛教用语，指广邀大众合力修建寺院厅堂及寺塔，后延伸为建筑或土木等工程施作。”

我回想起小学时经历过的一次“普请”。

五年级左右，我和另外两位朋友放学后常造访一处“世外桃源”。

小镇的医院依山而建，从医院后院出发，沿着两山之间的小路一直往里走就会到达。由于年代久远，实在不记得那段路有多长了，总之是不远不近、小学生能够在放学后到天黑前走一个来回的路程。

那个山里住着一位“隐士”。我从小就认定他是隐居的人，因为他跟我认识的其他大人很不一样。那时他大概六十多岁，脸上常挂着淡然慈祥的笑容，讲话慢条斯理。除此之外，他所在的地方附近都没有村庄，而他不仅给自己建了简单的房子（茅草棚？），开拓了一小块菜地和花园，还用轮胎做了个秋千！

我所经历的“普请”就是由那位“隐士”发起的。

进山的入口是医院后墙的一个豁口。入口处堆着一垛红砖，红砖的旁边竖着一块牌子（木板？纸板？），上面大概写道：我要建瞭望台，请帮我带几块砖。我猜也是因为这个牌子我们才发现了那个“世外桃源”（可能是其中一个伙伴先发现的，她妈妈是医院的护士）。我们三人在那段时间常常去山里，当然每次都会帮助拿两块砖。那个瞭望台的搭建很随缘，有砖块进来就垒高一点点，而在漫长的建造过程中，就坦坦荡荡地以未完成的姿态矗立着。

关于这个故事的所有记忆就是以上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故事，大都是些静态的定格照。那个豁口的样子、那个未完成的瞭望台以及它与菜地和秋千的相对位置、我们抱着砖走路聊天欢笑的场景，这些画面都存放在我的脑海里，只是很难描述，写下来也似乎没什么意义。

我和两个伙伴的分离是逐渐发生的。其中一位在初中之后就变得陌生了。她的家里发生一些事，小道消息在同学之间传播，使她变得更加内向。另一位和我在初中同班，依然是很好的朋友，但高中分到了不同的班，也渐渐疏远了，以至于大学后便失去了联系。如果有机会再见面，我很想与她们一起勾勒“普请”的更多细节。

在《我的天才女友》中，莉拉和莱农的童年有很多属于二人的秘密行动，比如那次放学后的“出走”，她们穿过隧道，走入旷野。那是她们第一次独立探索城镇之外的世界。

童年时代的很多经历都具有魔幻色彩，通常却难以描述那些经历的意义。或许是因为其意义具有成年人难以抵达的深度吧？

大卫·格雷伯：詹姆斯·斯科特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没有人可以像斯科特这样，怀着善意和刨根问底的态度，追寻一个简单而惊人的理念，直到颠覆了我们眼中的整个世界。在这本书中，他也展示了最伟大的激进思想家的共有技能：把我们向来视为极端的立场，揭示为理所应当的人类禀赋和常识。

以下是非常简短的笔记。

为了不被国家/体制彻底驯化，人们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操演”，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规则，即使是闯次红灯（在深夜远远望去一辆车都没有的十字路口）。

红绿灯的设置是为了便于管理，但这个体系会让司机更加不谨慎。反直觉的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甚至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从荷兰到欧洲和美国的“移除交通灯”热潮）（从个人经验来说，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行人和司机确实都会更仔细地观察四周情况，并自然而然地慢下来）。

过去三个世纪，是官方控制对民间秩序的胜利。

植物的多样性能够降低生态风险，城市的“混乱”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和丰富感受。科学林业、现代农业和现代城市规划却在背道而驰。为了利润和效率，精英管理者不断侵蚀民间秩序。

城市的“美学”和“秩序”由城市外围“无序”的、得不到承认的人群所维持（“低端人口”）。

现代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是民间秩序的宿敌，它们推行的标准化和普遍化正在摧毁和淘汰民间实践（民间复杂的产权制度、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城市空间使用方式、工艺技能……）。

孩子们常常舍弃由秋千、跷跷板、转盘、滑梯等组成的标准游乐园，而喜欢去马路上或废弃建筑里寻找刺激。有沙子、木材和工具等基本材料的开放性游乐场能让他们更有创造力和自主性。不久就会出现私藏材料的事件，但是再过几天，有些少年会挺身而出，找到那些材料，重新建立秩序。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斯科特的观点，需要容忍混乱和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通过实践和试错，人们能够自发合作和互惠（强力国家和自由主义经济当道的这两个世纪，可能导致我们失去了互助习性而更依赖号称公正的官方，利维坦创造了其自身合法性的证明）。

与经济学概念“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应的，应该有另一个包含“人”的概念：“人类总产出”（gross human product，GHP）。“人类总产出”的评价标准包括工作如何扩展了人的能力，以及人对自我的满意程度。

流水线消解了工匠-工艺知识，同时也消解了这种知识赋予劳动者的权力（流水线可以抛弃某个工人而轻易招募到下一个劳动者，但只会在流水线完成某个标准动作的工人离开了流水线还有什么选择？）。

人在机构（家庭、学校、军队、办公室……）生活中被规训的服从权威（家长、老师、军官、老板……）缺乏独立思考和害怕风险，又如何投入公共领域的公民民主活动？

“自我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商贩、工匠、收荒匠、独立技师等）尽管辛劳、贫穷，但保持住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然而现在被大公司收买的小业主，实际上却只是保留了独立自主的幻象而被掏空了内核（受制于大公司的从属关系、按照标准化生产、被严格监管……）。

从社会变革来说，诉求财产和自主性的小资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看法不同）；从社会经济上来说，小资产阶级在发明和创新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后来他们可能被大资本收购了）；从共同体生活来说，小资产阶级是免费的社会工作者（为熟客提供简短但亲切的陪伴），是“街道上的眼睛”（持续和非正式的监视，维护公共秩序，“鱼龙混杂”的街区比没有什么人的街区更安全），是活跃有趣之街景的创造者。

如果学校教育是一条狗，考试就是狗的尾巴，但实际情况却是尾巴摇狗。不仅如此，尾巴还重塑了狗。教育的目的变成了考试。

精英统治全面代替了通过公共对话来达成的公共事务治理。

现代主义选出了掌握技术的精英，替代了旧贵族。但无政府主义认为还有另一条路，是更加平民主义的，相信公民能够通过公共对话探讨和商议出共识性的问题解决办法。

现代社会看似是技术性的、非政治的、公正和客观的，但实际上政治已经埋在了技术的背后，对标准的评价是技术性的，政治却规定了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标准。

人们不是先宣誓一条原则再照着办，而是行动在先，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二战中，法国村庄的人最初不同意救助犹太人，但当犹太人被带到家门口时却改变了主意，被“具体性”的情景所改变）。 与“平庸之恶”对应的是“具体之善”。

重新引入“具体性”，可能是政治走向良善的一个途径。

在地图上，边界地带比腹地的面积大很多。如果再把放大镜对准腹地，就会出现新的边界和新的腹地。像剥洋葱一样不断深入进去，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腹地可言。

边界用来建构身份，用来想象出共同体，同时也让边界地带的人产生身份焦虑。当然这建立在一个人们习惯于用化约的方式来想象人群特质的背景下。

在外省的时候，我常常需要解释，我的家乡和你想象的北方草原完全不一样。

在陕南的时候，我常常需要解释，我所在的地方没有陕北口音，也没有关中口音，人们说的更像是四川方言。

过渡地带的文化是被碰撞出来的新东西，但人们习惯想象所谓“传统的”和“纯正的”地方/民族文化。这种观念被管理者和商人利用，推波助澜了狭隘的地方文化表达和地方管理（包括旅游规划、城市规划和管理等）。

学习和实践“边界思维”，对于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有益，也就是对理解现实和丰富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