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睡了将近7小时，最近的生物钟基本上是1点左右睡到8点半前后的样子，中间会醒1-2次。早上喝了水兑的佩植，很难喝，不给它机会了，喝回三顿半吧。
最近很多地方的防疫政策都有放开的趋势。今天看到群里转发的呼和浩特消息，竟然出现了“便民核酸采样点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这样的提法。昨天还曾是应检尽检，今天就变天了。应…尽…真是万用句式。不过谁来定义“应”？“应”的标准又是什么？
今天又骑车去吃素食了，吃了很多、很多。天气特别好，买了低因咖啡，在楼下的秋千上看了一会儿《番薯人的故事》。又见雷石榆和蔡瑞月的名字，前几天因为《流麻沟十五号》搜索过蔡瑞月的信息，没想到这么巧又在这本书里见到。
里面也几笔提到山东流亡学生的事情。连俞涵所扮演的陈萍就是山东流亡学生，原型也是蔡瑞月。这个事件也颇传奇。不过在张光直的叙述里，一位狱友赵先生是山东流亡学生的老师，“他常常在说他们流亡的故事时，暗示他和女学生的性关系，以及他自己在这上面的本事”。这个形象非常具体，把大时代的传奇故事与当下现实串联起来，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渣形象浮于眼前。
张光直的哥哥1945年出走，进入晋察冀边区。1946年全家返台时也没有同去。他在北京时受到寄宿者左派青年徐木生的马列主义宣传影响。徐木生“见了我和哥哥便叫，少爷！少爷！”80年代，张光直与哥哥重聚再问他“什么让你决心加入共产党的？”哥哥回答：“我加入共产党的一个目的是，好让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爷！！”有趣，马列主义传播者遵循传统喊“少爷”，被影响者要破除等级而走得更远。如果他在马列主义者喊少爷那一刻就开始思索，知行分离的问题呢？又会有怎样的选择？
曾经在台湾的左倾份子为了追求理想而返回或来到大陆，经历了解放，然后很快反右、文革，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受尽磨难，而留在台湾的那些左派呢？也很快经历白色恐怖被捕入狱。张光直在后记里说：“我看到两伙人，或说两伙都包括着好人的人，代表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一个大时代，碰在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彼此相互斗争。结果为何而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人这样容易受骗？为什么肯这样能出力地斗争？这使我非常好奇”。他选择考古人类学系，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