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詹姆斯·斯科特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没有人可以像斯科特这样，怀着善意和刨根问底的态度，追寻一个简单而惊人的理念，直到颠覆了我们眼中的整个世界。在这本书中，他也展示了最伟大的激进思想家的共有技能：把我们向来视为极端的立场，揭示为理所应当的人类禀赋和常识。
以下是非常简短的笔记。
为了不被国家/体制彻底驯化，人们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操演”，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规则，即使是闯次红灯（在深夜远远望去一辆车都没有的十字路口）。
红绿灯的设置是为了便于管理，但这个体系会让司机更加不谨慎。反直觉的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甚至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从荷兰到欧洲和美国的“移除交通灯”热潮）（从个人经验来说，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行人和司机确实都会更仔细地观察四周情况，并自然而然地慢下来）。
过去三个世纪，是官方控制对民间秩序的胜利。
植物的多样性能够降低生态风险，城市的“混乱”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和丰富感受。科学林业、现代农业和现代城市规划却在背道而驰。为了利润和效率，精英管理者不断侵蚀民间秩序。
城市的“美学”和“秩序”由城市外围“无序”的、得不到承认的人群所维持（“低端人口”）。
现代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是民间秩序的宿敌，它们推行的标准化和普遍化正在摧毁和淘汰民间实践（民间复杂的产权制度、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城市空间使用方式、工艺技能……）。
孩子们常常舍弃由秋千、跷跷板、转盘、滑梯等组成的标准游乐园，而喜欢去马路上或废弃建筑里寻找刺激。有沙子、木材和工具等基本材料的开放性游乐场能让他们更有创造力和自主性。不久就会出现私藏材料的事件，但是再过几天，有些少年会挺身而出，找到那些材料，重新建立秩序。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斯科特的观点，需要容忍混乱和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通过实践和试错，人们能够自发合作和互惠（强力国家和自由主义经济当道的这两个世纪，可能导致我们失去了互助习性而更依赖号称公正的官方，利维坦创造了其自身合法性的证明）。
与经济学概念“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应的，应该有另一个包含“人”的概念：“人类总产出”（gross human product，GHP）。“人类总产出”的评价标准包括工作如何扩展了人的能力，以及人对自我的满意程度。
流水线消解了工匠-工艺知识，同时也消解了这种知识赋予劳动者的权力（流水线可以抛弃某个工人而轻易招募到下一个劳动者，但只会在流水线完成某个标准动作的工人离开了流水线还有什么选择？）。
人在机构（家庭、学校、军队、办公室……）生活中被规训的服从权威（家长、老师、军官、老板……）缺乏独立思考和害怕风险，又如何投入公共领域的公民民主活动？
“自我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商贩、工匠、收荒匠、独立技师等）尽管辛劳、贫穷，但保持住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然而现在被大公司收买的小业主，实际上却只是保留了独立自主的幻象而被掏空了内核（受制于大公司的从属关系、按照标准化生产、被严格监管……）。
从社会变革来说，诉求财产和自主性的小资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看法不同）；从社会经济上来说，小资产阶级在发明和创新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后来他们可能被大资本收购了）；从共同体生活来说，小资产阶级是免费的社会工作者（为熟客提供简短但亲切的陪伴），是“街道上的眼睛”（持续和非正式的监视，维护公共秩序，“鱼龙混杂”的街区比没有什么人的街区更安全），是活跃有趣之街景的创造者。
如果学校教育是一条狗，考试就是狗的尾巴，但实际情况却是尾巴摇狗。不仅如此，尾巴还重塑了狗。教育的目的变成了考试。
精英统治全面代替了通过公共对话来达成的公共事务治理。
现代主义选出了掌握技术的精英，替代了旧贵族。但无政府主义认为还有另一条路，是更加平民主义的，相信公民能够通过公共对话探讨和商议出共识性的问题解决办法。
现代社会看似是技术性的、非政治的、公正和客观的，但实际上政治已经埋在了技术的背后，对标准的评价是技术性的，政治却规定了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标准。
人们不是先宣誓一条原则再照着办，而是行动在先，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二战中，法国村庄的人最初不同意救助犹太人，但当犹太人被带到家门口时却改变了主意，被“具体性”的情景所改变）。 与“平庸之恶”对应的是“具体之善”。
重新引入“具体性”，可能是政治走向良善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