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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和开始

无聊的晚间，一遍遍的刷着微博，平时喧闹的口水池因假日而稍显寂寞。看到几个人在转和菜头的微信短文——《再不逼婚就晚了》，发觉竟然很久没看他的消息了。于是我开始翻看从前经常访问的博客站点，仍在更新的寥寥无几，再检索这些博客作者的微博帐号，发现之前那些文字背后一张张真诚的脸，在微博世界里变成一个个面具。简单几个字，或姿态笃定，或语气嘲讽，或不知所云，看不到曾经你会与他慢慢讨论、倾听他心声的那个人。我可以整个下午听Blogger碎碎念，却很难花几分钟时间看完一个微博er转发的长文。对我来说，博客时代仍是跟人交往的时代，我有兴趣的是文字背后那个生动可爱的人；而微博时代就只剩下跟信息的互动了，甚至都谈不上互动，不过是被操纵般不停地刷新着它们。至于大部分信息，套用顾城的一句话：“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被使用的又脏又旧。”有狂欢，没热爱。我喜欢看blogger絮叨自己的生活点滴，见闻思考，把那些故事和情绪娓娓道来，我也在别人的喃喃自语中观察和反省自身的生活。刚刚提到的和菜头，其实我从来不是“槽边往事”的忠实读者，以及连岳、韩寒、老罗这些大咖的读者。在相对封闭的网络阅读空间里，我得以保持最自我的品味，只挑对味的读，而不用三四个人轮番提醒我去看这篇《再不逼婚就晚了》；微博时代，我跟随着热门信息，读分享最多的消息和文章，有时加一两句未经深思的起哄，用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语。也正是对“最新”、“最热”的不断追逐，让我更加依赖社交网络，被其绑架，最后失去了与人交谈、跟自己对话的耐心和能力。

庆幸的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博客还在持续写着，在读其中一个时，一首短诗让我瞬间安宁下来。当然，等我再次回到微博时间线中，我重新变得空虚、焦虑。直到我读到一篇彻底告别社交媒体的文章，我才意识到，我也想这么做，很久以前就想这么做了，甚至还做过一次失败的尝试。

前几日，除夕前后，正是各种社交网络热闹的时候：春晚吐槽、抢红包、微信拜年……在山呼海啸的信息涌来之际，我终于无力应对了。我放下手机，几天未开电脑。这段时间，我与家人享受着简单而愉快的时光：一起准备每日的餐食、逛菜市、在城市中暴走看风景……那些干瘪的段子、无聊的八卦新闻、煞有介事的呼喊、轻盈的祝福……一切都凝固在了它们发生的彼时彼地，而我浑身轻松，直到再次开启电子设备们。

这不是一篇批评的文章，它没有论证什么。社交网络的种种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博客和微博的对比纯粹来自我的个人经验，而且带着怀旧时不可避免的臆想。其实，远在社交网络大行其道之前，就已经有不少针对互联网的指责了。比如这篇Google让我们变蠢？就说：“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阅读文章、写email、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你看，我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已然是“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文章，都超出吸收能力。”的时代了。我也确实知道身边有朋友把这些社交媒体用的很好，作为新知识的接收渠道使物为其用，而非反被操控。只是我个人的定力还不够，于是想选择一种更决绝的方式处理。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其他一切信息爆炸重灾区，都放它们自生自灭，从此不再过问了。今后如有话说，就回到博客这一亩三分地里，把这儿当成一个道场，来练习呼吸心跳举手投足的节律。我的初衷正像前面说的那样，我想重新培养耐心，与那些关心我的朋友聊天，更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让生活化繁为简，回归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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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道德的重量生活——读《道德的重量》

人跟书的缘分，有时候很像人跟人的缘分，需要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场合相遇。比如说我手上这本《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已经买了将近两周，蔫儿不拉几地摞在其他一打未读的书中间，在这个周末，好像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样，它就这么莫名奇妙地被选中了。

虽然作者声称这是一本“面向广泛的读者的书”，但它确实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一种），而且据说“代表了西方最高水准的学者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多重探索”。使我这种非学术同学读下去的动力，是因为这本书所探讨的道德体验恰好契合了我自己道德焦虑的感受。

道德焦虑感是一直困扰我的感觉之一，在上个星期末的一次与同事的口角之后，它积累的重压使我难过极了，最终在半夜时分打电话给我的“非正式心理医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那天我和同事谈论关于一个援助项目村的事，我自认为了实现公平，应该给那个项目村同等的争取项目的权利，而他出于现实的考虑，表示那个村子不需要我们投注精力。我被当时的情况惹怒，一是为他的没有“原则”，二来面对那种挑衅、不屑的语气（似乎他觉得我的想法太迂腐），感受到自尊心受辱。在没有激烈的争吵，但气氛显然恶劣的场合，两分钟后，我终于抑制不住盛怒，将鼠标猛地在桌子上磕了三下。没过一会儿，我就羞愧起来，好像身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在看着那个偏狭的、爱报复的、丑陋的自己。

正如“非正式心理医生”所说，因为公平、平等这些原则是我赖以维持自己存在感的重要东西，而同事的“没有原则”，正是威胁了我存在的基础，使我感到危险，因此会愤怒；至于他的不屑则动摇了我对尊重的需求。

我对“非正式心理医生”倾诉了长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件事。一旦受到别人的伤害，我会几乎本能地表现出对这种伤害的满不在乎，有时候是激烈地反击。（其实伪饰是另一种反击方式，向对方展示同等的侮辱：“你对我的伤害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厌倦这样的自己，难道受到伤害的本能反应不应该是难过吗？为什么现在我却几乎不能流露自己的伤心，而变成反击呢？

在《道德的重量》中，作者就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轮危险，即外部力量威胁到那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是怎样又会引起来自我们自己的第二轮危险，即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利益，我们自己也会反人性，威胁他人的生活”。

我的道德焦虑感就是在每一次事中的趋利避害选择和事后的价值判断反省中，显现出来，折磨着我。这种焦虑感来自于对道德重量的背负，如果抛弃了这份重量，我也许会变得轻松（或者疯狂），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抑郁。

“非正式心理医生”引导我认为这是本来面目和自我期待之间的冲突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接纳”。让本来面目和期待形象之间有正向的情感连接。（之前一直是前者膜拜后者，后者压抑前者的关系，这是导致焦虑的原因。）所谓正向的情感连接，就是那个想象出来的完美的自己，要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不因完美而具有凌驾他者的权利，同时去接纳那个真实的具有种种弱点的自己，鼓励她，爱她；而那个差劲的自己需要接纳自己，不必因有种种弱点而深感自卑，也去接纳那个完美的自己，喜欢而不崇拜，学习而不嫉妒。

我的问题似乎与书中温斯罗普·科恩的故事有些相似。这个二战老兵，当年为了“共同体道德标准”在太平洋战场上实施杀戮，而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多年中，却一直被一幕残忍杀害日本医生的景象折磨着。作为心理医生的作者，在年轻时曾以心理分析方法治疗科恩：“我的笔记着重对于精神分裂——认知与情感的分裂，行为与道德情感的分裂，进行思考，重复了当时在精神病学领域里流行的做法”。但是多年以后，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提出了“心灵的创伤和悲剧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用药物来治疗，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的反思，继而理解了科恩何以“认为我（作者）是社会共谋的一部分，我（作者）的作用就是掩饰像他这样的战争经历后遗症的”。

但是缓解道德压力从而保全个人存在与鼓励伦理价值哪个更有意义？以及，两者总是矛盾的吗？我不能回答，也没有在书中找到答案。

书中故事的主人公们所经历的命运：战争、暴乱、文革……非常符合这本书的副标题——在无常和危机前。他们在无常和危机面前，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有道德的生活。然而是否平常人生不会陷我们于背负道德重量的境地呢？或者说，在无常和危机之外，我们生活的质地与道德与否缺少关联呢？事实是，并没有无常和危机之外。“所谓危机，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观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事件，都有它表现出来的态度，当我们做出反应的时候，也都已经选择了一种道德标准。比如受到他人伤害，以怎样的方式反馈；比如路遇乞丐，以什么方式对待；比如面对群体的压力，是坚守还是放弃底线。正如作者在导言中论述的，在逃避面对无常和危机方面，我们各显神通——假装冷眼、宿命论、迷恋技术、消费主义……这些都使生活表面过得更加容易，却无助于在新的、连绵不绝的危机到来之时，依靠道德的力量生活下去，那或许才是面对无常真正有效的方式吧！

至于，“那些处在各种不同的危机和无常情况下，仍坚持有道德地生活的人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追求这种伦理观吗？尝试与我们周围的道德环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真的可行吗？”朋友的短信中说：“但这本书至少告诉我们坚守是可能的，我们都有同类，只是外界环境迫使人们不要轻易表露”。坚守是可能的，但坚守能成为所有人的可能吗？也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变得最美好吗？我的理解是：没有最美好，只有更美好。而更美好，不是已经具有足够的召唤力了吗？